1988年6月,作為國務院機構改革的試點,能源部在爭議聲中宣告成立;1993年3月,僅僅維持5年的能源部便在人大會議中宣告撤銷。這中間發(fā)生了什么?
1988年啟動的政府機構改革是1982年后的又一次規(guī)模較大的機構變革。當年6月,能源部合并了煤炭、石油、水利電力、核工業(yè)等部門,宣告成立。但僅僅五年之后,爭議聲中的能源部便在人大會議中決議撤銷。當下,人大即將選舉產生新一屆政府,新一輪的政府機構改革亦在動議之中,能源工業(yè)主管部門的變革亦勢在難免。當年能源部究竟是怎樣成立的?為什么五年之后又被撤銷?了解這段歷史,也許能給當前的大部制改革以一定的啟示。
能源部已經成為歷史,然而“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”。我在1988年能源部成立大會上曾經講過:“改革的道路歷來是不平坦的,充滿風險和困難,有成功,也會有失誤甚至失敗。問題在于,我們對改革中出現的曲折或錯誤,是埋怨、畏難,甚至動不動就想回到老路上去,還是總結經驗教訓,及時加以改正?前者只會渙散人心、松懈斗志;后者才能振奮精神,鼓舞士氣,不斷開拓前進”。今后不論機構如何改革,能源工業(yè)已經進行的政企分開、下放權力等改革方針肯定是對的,改革只能前進,不能后退。
一、能源部組建歷程
1987年8月,當時我還在國家計委工作。那時一到盛夏,北京天氣特別熱,國務院的一些領導同志就搬到北戴河辦公,計委為了配合國務院的工作,也有幾個副主任轉移到那里工作。記得就是那一次,我和房維中同志在那里組織編制了一個五年內新增5000萬千瓦發(fā)電裝機的計劃,想以此來緩解當時全國供電的緊張局面,為此還說服了各方面的領導。
后來經過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批準,在全國實行了每千瓦時征收2分錢的電力發(fā)展基金。那個計劃和2分錢的政策,對這五年(1988年-1992年)電力發(fā)展起到了重大作用。執(zhí)行的結果,五年實際增加裝機超過了6000萬千瓦,相當于1980年以前30年裝機的總和。
就在那個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,體改委賀光輝同志約我一同去看望薄一波老首長。賀光輝同志當時向薄老報告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,大致內容是要轉移政府職能,實行政企分開,下放權力,很多國務院的部門要合并,組織綜合部門,如運輸部、能源部、航天航空部、機電部,可能還有原材料部,好像輕紡也要合并。因為我在計委分管運輸和能源方面的工作,所以對運輸和能源這兩個部比較關心,也向賀光輝同志問了一些問題,他說這只是一個設想方案,叫我聽了不要對外說。不久我就回到了北京,工作一忙起來,就把此事忘了。
到了10月中旬,在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上,賀光輝同志全面介紹了機構改革的方案,總理決定由他們分工組織幾次專門的討論會,征求征求意見,當時指定我參加的是能源口幾個部的討論會,會議是由李鵬同志親自主持的。在兩次討論會上,各部正副部長和一些老部長都是熱烈發(fā)言,各抒己見,體改委的同志也不時作出進一步闡述。在會上除了兩位老領導支持這個改革方案外,在職各部領導同志均不支持。我很細致地聽了各方面的意見,一直沒有發(fā)言。最后總理問我有什么看法,我說兩方面都說了很多的道理,需要時間認真學習研究,也就是沒有明確表示支持哪方的意見。
大約到了11月份,也可能是全國計劃會議期間,李鵬同志找我,說中央有意要我來籌備能源部。當時我剛過了61歲生日,表示自己不論在工作能力和知識面上都很難承擔這項重任。那時姚依林同志指定我負責研究計委的投資管理體制改革,由于事情多,加之對改革方案的意見不一致,時間一緊,忙起來也就把這件事放在腦后了。
到了12月20日,中共中央正式下文,決定由于洪恩、王濤、蔣心雄、史大楨和我組成能源部籌備小組,我為組長。我按中央的要求,分別找了他們幾位交換想法和意見。當時我一邊照常管著計委分工的工作,一邊心里也在想,各部都不支持,全國人大能通過嗎?
1988年元月1日,李鵬同志要我和丁關根(當時任鐵道部長)隨他到廣東視察工作,先后到深圳考察了飛機場、大亞灣核電站,又到了東莞、廣州市。4日晚我們住在佛山市,李鵬同志找我到他的住處,要我向他匯報如何組建能源部。
我的意見是:
電力系統(tǒng)改革一步到位,不再保留全國性的機構,各網省局直屬能源部,組織五大電力公司;
煤炭分兩步走,第一步把煤炭部分為東北、關內統(tǒng)配煤和地方公司,第二步在1990年前再把關內統(tǒng)配公司分為三個地區(qū)公司,成立一個煤炭企業(yè)聯合會;
石油工業(yè)1990年以后再組建四五個地區(qū)綜合性公司,屆時也成立一個石油企業(yè)聯合會。核工業(yè)如何改革,到下個五年再說。
我的想法是一步一步理順各方面的關系,逐步“消化”,采取平緩過渡的辦法。
李鵬同志基本肯定了我的想法,認為這樣一步一步理順關系,比較穩(wěn)妥?;鼐┖?,我又同體改委領導以及籌備組其他同志交換了意見,除電力提出想保留一個全國性的公司作為過渡外,大家都接受了這個改革方案。這方面于洪恩同志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和配合,我想只要第一步把電和煤組織起來,理順了關系,能源部即可開展正常的工作。
3月份全國人大召開的前幾天,由于鐵道、民航接連出了幾次事故,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撤回組建運輸部的方案,籌備組長阮崇武同志又回到科委工作。人大期間,我到沿海的汕頭、廈門、福州調查研究,了解到這些地區(qū)要加速發(fā)展經濟,在資金、技術、原材料供應等方面都可以得到國際市場的支持,但能源必須由國家?guī)椭鉀Q,所以提出加快神木東勝地區(qū)的煤炭開發(fā),建設第二條運煤大通道的戰(zhàn)略構想。
4月初,全國人大正式通過了國務院的體制改革方案,決定新組建能源部,并任命我為能源部部長。與此同時,成立了三個正部級公司,歸口能源部領導,即中國統(tǒng)配煤礦總公司、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和中國核工業(yè)總公司。能源部的副部長經過幾次反復協商后,中央決定由史大楨、胡富國、陸佑楣三位同志擔任。
能源部正式籌備階段,在各方面的支持下,進展很順利,辦公地點、辦公設備、車輛都是由原來的水電部和幾個總公司支持配備的,我們很快于6月份就宣布能源部正式成立、對外開展工作。
二、能源部下的新矛盾
能源部成立的當年,能源供應特別緊張。記得1988年年內,全國煤炭供應十分緊張,當時在上海工作的朱镕基同志常找我們要煤炭,上海有時存煤只夠用一兩天。拉閘限電很嚴重,北京拉閘甚至拉到了元帥的家中,總理幾次夜里打電話找我,要求解決供電緊張的問題。為了能加速能源的發(fā)展,我們除了正常的向國家和各方面爭取投入外,重點放在了用好已有投資方面。
當年的11月,我們在山東召開了提高建設質量,縮短建設周期,用好國家建設投資的突破口。這一年的9月份,國務院還正式批準了我們上報的電力管理體制改革??偟膩碚f,1988年是比較順利和平靜的一年,能源部和三個總公司的關系也比較正常。當然在管理全國性的煤炭工作中,和統(tǒng)配煤礦總公司也有一些矛盾,如他們還要管地質費用分配問題等。我個人和于洪恩的關系,多年來一直還是很好的,1989年春節(jié)期間,他還陪同我到開灤和工人一起過了年。
到了1989年初,正處于全國煤炭供應緊張的時候,有一些同志要求煤炭也成立一個全國性的公司,還提出最好是恢復煤炭部。
當時統(tǒng)配煤礦總公司也正式提出這個要求,并且專門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作了匯報。我們四位部長當面將這個情況向總理作了匯報,希望得到指示,因為這關系下一步能源部如何深入開展工作的問題。李鵬總理當時指示要繼續(xù)按原改革方案進行,我又向中央財經小組秘書長作了匯報,他們都是支持按中央和人大原來的決定繼續(xù)改革,這樣我們才放了心。新一屆政府成立后,總理就向全世界宣布,把能源部的機構改革作為國務院的一個試點,能否試好,責任重大。
隨著電力成立了五大公司,電力的體制改革宣告完成。按計劃,下一個改革步驟,就是要進一步把中國統(tǒng)配煤礦總公司再分成幾個地區(qū)性公司,成立一個煤炭企業(yè)聯合會。這項動作按原來的要求,應在1989年內拿出一個方案,1990年以前完成。當時阻力很大,不少人都要說服我,希望維持現狀。由于出現了兩種聲音,我們的壓力很大。
一方面是黨中央已作出的決議和全國人大的立法,要不要繼續(xù)貫徹執(zhí)行;另一方面是維持現狀,進而要求成立全國性的公司或煤炭部的呼聲,其中不少是老領導和負責同志??偫磉@時還是要求我們按原定方案繼續(xù)向前改革的,他在一位同志的信上批示:“毅誠富國同志,中統(tǒng)公司再分為二三個地區(qū)性公司。”當時于洪恩同志已調全國總工會工作,由胡富國同志兼任中統(tǒng)公司總經理。老煤炭部的一批領導同志,不斷聯名寫信給中央,提出要恢復煤炭統(tǒng)一管理機構。在一次國務院辦公會上,總理說:
煤炭的后勁問題是計委的投入問題,煤炭價格問題是國務院的問題,這都不是能源部的事,不能把責任推到他們身上。
1989年年初,我們召開煤炭安全會議,提出了搞好煤炭安全的一些新思路,總理還接見了會議全體代表,并提出煤炭年產10億噸和安全上水平的要求。這年煤炭產量新增7000多萬噸,突破了10億噸大關,安全也有很大的好轉。但是由于先后成立了正部級的兵器工業(yè)總公司和電子工業(yè)總公司,要求成立全國統(tǒng)一管理煤炭機構的呼聲又高了起來。得到幾位老的工業(yè)領導的支持后,原煤炭部二十幾位老部長又一次向中央和國務院寫信。
在1990年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,有人又提到這些同志的信和要求,總理根據當時的情況,決定本屆政府任期之內機構維持現狀,不向前進,也不后退,正式宣布統(tǒng)配煤礦總公司不再分解,也不成立管全國的煤炭機構,要求統(tǒng)配煤礦總公司把掌握的部分全國性政府職能移交給能源部。這樣定了也好,大家都安定了下來,我們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工作上。
1990年,我們提出了各級領導的主要精力放在眼睛向內,挖掘潛力,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上,要求煤炭勞動生產率每年提高5%以上,電力為6%以上,煤礦的物質消耗每年下降2-3%,電廠供電煤耗每年每千瓦時降低3克標準煤。為進一步提高“雙效”,1991年我們又提出了新礦(新電廠)實行新辦法,采用適合國情的新技術,新的組織和定員,高的人員素質,高的勞動生產率,低的生產成本,我們要求新建的300萬噸的煤礦,不超過1000人。
只有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,才能從根本上醫(yī)治我國企業(yè)用人多,效率低和消耗高的致命傷,也才能進一步提高職工的收入。
胡富國同志兼任統(tǒng)配煤礦總公司的總經理后,能源部和統(tǒng)配煤礦總公司的關系得到進一步改善,但是由于幾十年的習慣,要求恢復煤炭部的呼聲不減。所以我在1992年元月5日的全國能源工作會上,講到關于成立煤炭部和電力部問題時說,國家要成立什么樣的部,我都不會出來反對,但是不能因為想成立這些部,就把一些不屬于我們的問題,強加在我們的頭上。如那幾年煤炭到貨率低,煤炭訂貨會議時間長,鄉(xiāng)鎮(zhèn)煤礦10人以上事故增加等等。要求公正地對待我們。是我們的問題,我們虛心接受和改正,不屬于我們的問題也不能推到我們身上。
三、能源部撤銷
我從不愿和別人談到能源部在下屆政府的存在問題,但我心里是非常明白的。1992年3月,我和總理有一次談話,雖然沒有直接說到這個問題,但觀點是清楚的。我也知道在1992年曾提出過三四個機構改革的方案,其中沒有一個方案是要保留能源部的。
1992年,在能源部正式撤銷的前一年,能源部召開了兩個重要的現場會。一個是山東德州電廠現場會。德州電廠用23個月零8天投產第一臺30萬千瓦機組,又用了不到6個月時間投入第二臺30萬千瓦機組,一年投產兩臺30萬千瓦機組,工期短,建設質量也高,為把縮短建設工期作為突破口,用好國家基建投資,樹立了典型。第二個就是在大雁召開的煤炭改革現場會。大雁一礦原設計能力90萬噸,人員5005人,第一步減到1300人,20個科室減為4個辦公室,全員勞動生產率由1噸提高到5噸,半年時間由上半年虧損1800萬元轉為盈利280萬元。
這一年,我們還提出在三年內,把現有煤、電的人員減少一半的要求(包括把生產、生活服務系統(tǒng)分離出去變?yōu)楠毩⒑怂銌挝坏牟糠郑?。針對煤炭、電力人員過多的現狀,明確提出要把減少人員作為提高“雙效”突破口。
1993年2月6日,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,李鵬總理正式提出了下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,并說最終要等人大審議和批準后,才能執(zhí)行。他在講到取消能源部時說;“能源部這幾年工作是努力的,能源工業(yè)取得長足發(fā)展,是有成績的。煤炭,原來全國供應十分緊張,現在市場已緩解了三年,有的地方煤炭供應偏緊,不是沒有煤,而是運力不足的問題。電力建設,五年新裝機6000多萬千瓦,一年平均1200萬千瓦,是世界上少有的。但是由于關系不順,調節(jié)手段的不足,也很難把煤、電、油、核工業(yè)組織起來”。3月,第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撤銷能源部,再次組建電力工業(yè)部和煤炭工業(yè)部。
國務院全體會議會后的第二天,我到醫(yī)院看望年邁的父親(時年92歲),告訴他下屆政府要取消能源部,他說:“本來嘛,煤炭是一個大部,管幾百萬人的部,怎么能取消呢?”這也在當時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同志的觀點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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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8年6月,作為國務院機構改革的試點,能源部在爭議聲中宣告成立;1993年3月,僅僅維持5年的能源部便在人大會議中宣告撤銷。這中間發(fā)生了什么?
1988年啟動的政府機構改革是1982年后的又一次規(guī)模較大的機構變革。當年6月,能源部合并了煤炭、石油、水利電力、核工業(yè)等部門,宣告成立。但僅僅五年之后,爭議聲中的能源部便在人大會議中決議撤銷。當下,人大即將選舉產生新一屆政府,新一輪的政府機構改革亦在動議之中,能源工業(yè)主管部門的變革亦勢在難免。當年能源部究竟是怎樣成立的?為什么五年之后又被撤銷?了解這段歷史,也許能給當前的大部制改革以一定的啟示。
能源部已經成為歷史,然而“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”。我在1988年能源部成立大會上曾經講過:“改革的道路歷來是不平坦的,充滿風險和困難,有成功,也會有失誤甚至失敗。問題在于,我們對改革中出現的曲折或錯誤,是埋怨、畏難,甚至動不動就想回到老路上去,還是總結經驗教訓,及時加以改正?前者只會渙散人心、松懈斗志;后者才能振奮精神,鼓舞士氣,不斷開拓前進”。今后不論機構如何改革,能源工業(yè)已經進行的政企分開、下放權力等改革方針肯定是對的,改革只能前進,不能后退。
一、能源部組建歷程
1987年8月,當時我還在國家計委工作。那時一到盛夏,北京天氣特別熱,國務院的一些領導同志就搬到北戴河辦公,計委為了配合國務院的工作,也有幾個副主任轉移到那里工作。記得就是那一次,我和房維中同志在那里組織編制了一個五年內新增5000萬千瓦發(fā)電裝機的計劃,想以此來緩解當時全國供電的緊張局面,為此還說服了各方面的領導。
后來經過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批準,在全國實行了每千瓦時征收2分錢的電力發(fā)展基金。那個計劃和2分錢的政策,對這五年(1988年-1992年)電力發(fā)展起到了重大作用。執(zhí)行的結果,五年實際增加裝機超過了6000萬千瓦,相當于1980年以前30年裝機的總和。
就在那個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,體改委賀光輝同志約我一同去看望薄一波老首長。賀光輝同志當時向薄老報告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,大致內容是要轉移政府職能,實行政企分開,下放權力,很多國務院的部門要合并,組織綜合部門,如運輸部、能源部、航天航空部、機電部,可能還有原材料部,好像輕紡也要合并。因為我在計委分管運輸和能源方面的工作,所以對運輸和能源這兩個部比較關心,也向賀光輝同志問了一些問題,他說這只是一個設想方案,叫我聽了不要對外說。不久我就回到了北京,工作一忙起來,就把此事忘了。
到了10月中旬,在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上,賀光輝同志全面介紹了機構改革的方案,總理決定由他們分工組織幾次專門的討論會,征求征求意見,當時指定我參加的是能源口幾個部的討論會,會議是由李鵬同志親自主持的。在兩次討論會上,各部正副部長和一些老部長都是熱烈發(fā)言,各抒己見,體改委的同志也不時作出進一步闡述。在會上除了兩位老領導支持這個改革方案外,在職各部領導同志均不支持。我很細致地聽了各方面的意見,一直沒有發(fā)言。最后總理問我有什么看法,我說兩方面都說了很多的道理,需要時間認真學習研究,也就是沒有明確表示支持哪方的意見。
大約到了11月份,也可能是全國計劃會議期間,李鵬同志找我,說中央有意要我來籌備能源部。當時我剛過了61歲生日,表示自己不論在工作能力和知識面上都很難承擔這項重任。那時姚依林同志指定我負責研究計委的投資管理體制改革,由于事情多,加之對改革方案的意見不一致,時間一緊,忙起來也就把這件事放在腦后了。
到了12月20日,中共中央正式下文,決定由于洪恩、王濤、蔣心雄、史大楨和我組成能源部籌備小組,我為組長。我按中央的要求,分別找了他們幾位交換想法和意見。當時我一邊照常管著計委分工的工作,一邊心里也在想,各部都不支持,全國人大能通過嗎?
1988年元月1日,李鵬同志要我和丁關根(當時任鐵道部長)隨他到廣東視察工作,先后到深圳考察了飛機場、大亞灣核電站,又到了東莞、廣州市。4日晚我們住在佛山市,李鵬同志找我到他的住處,要我向他匯報如何組建能源部。
我的意見是:
電力系統(tǒng)改革一步到位,不再保留全國性的機構,各網省局直屬能源部,組織五大電力公司;
煤炭分兩步走,第一步把煤炭部分為東北、關內統(tǒng)配煤和地方公司,第二步在1990年前再把關內統(tǒng)配公司分為三個地區(qū)公司,成立一個煤炭企業(yè)聯合會;
石油工業(yè)1990年以后再組建四五個地區(qū)綜合性公司,屆時也成立一個石油企業(yè)聯合會。核工業(yè)如何改革,到下個五年再說。
我的想法是一步一步理順各方面的關系,逐步“消化”,采取平緩過渡的辦法。
李鵬同志基本肯定了我的想法,認為這樣一步一步理順關系,比較穩(wěn)妥?;鼐┖?,我又同體改委領導以及籌備組其他同志交換了意見,除電力提出想保留一個全國性的公司作為過渡外,大家都接受了這個改革方案。這方面于洪恩同志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和配合,我想只要第一步把電和煤組織起來,理順了關系,能源部即可開展正常的工作。
3月份全國人大召開的前幾天,由于鐵道、民航接連出了幾次事故,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撤回組建運輸部的方案,籌備組長阮崇武同志又回到科委工作。人大期間,我到沿海的汕頭、廈門、福州調查研究,了解到這些地區(qū)要加速發(fā)展經濟,在資金、技術、原材料供應等方面都可以得到國際市場的支持,但能源必須由國家?guī)椭鉀Q,所以提出加快神木東勝地區(qū)的煤炭開發(fā),建設第二條運煤大通道的戰(zhàn)略構想。
4月初,全國人大正式通過了國務院的體制改革方案,決定新組建能源部,并任命我為能源部部長。與此同時,成立了三個正部級公司,歸口能源部領導,即中國統(tǒng)配煤礦總公司、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和中國核工業(yè)總公司。能源部的副部長經過幾次反復協商后,中央決定由史大楨、胡富國、陸佑楣三位同志擔任。
能源部正式籌備階段,在各方面的支持下,進展很順利,辦公地點、辦公設備、車輛都是由原來的水電部和幾個總公司支持配備的,我們很快于6月份就宣布能源部正式成立、對外開展工作。
二、能源部下的新矛盾
能源部成立的當年,能源供應特別緊張。記得1988年年內,全國煤炭供應十分緊張,當時在上海工作的朱镕基同志常找我們要煤炭,上海有時存煤只夠用一兩天。拉閘限電很嚴重,北京拉閘甚至拉到了元帥的家中,總理幾次夜里打電話找我,要求解決供電緊張的問題。為了能加速能源的發(fā)展,我們除了正常的向國家和各方面爭取投入外,重點放在了用好已有投資方面。
當年的11月,我們在山東召開了提高建設質量,縮短建設周期,用好國家建設投資的突破口。這一年的9月份,國務院還正式批準了我們上報的電力管理體制改革。總的來說,1988年是比較順利和平靜的一年,能源部和三個總公司的關系也比較正常。當然在管理全國性的煤炭工作中,和統(tǒng)配煤礦總公司也有一些矛盾,如他們還要管地質費用分配問題等。我個人和于洪恩的關系,多年來一直還是很好的,1989年春節(jié)期間,他還陪同我到開灤和工人一起過了年。
到了1989年初,正處于全國煤炭供應緊張的時候,有一些同志要求煤炭也成立一個全國性的公司,還提出最好是恢復煤炭部。
當時統(tǒng)配煤礦總公司也正式提出這個要求,并且專門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作了匯報。我們四位部長當面將這個情況向總理作了匯報,希望得到指示,因為這關系下一步能源部如何深入開展工作的問題。李鵬總理當時指示要繼續(xù)按原改革方案進行,我又向中央財經小組秘書長作了匯報,他們都是支持按中央和人大原來的決定繼續(xù)改革,這樣我們才放了心。新一屆政府成立后,總理就向全世界宣布,把能源部的機構改革作為國務院的一個試點,能否試好,責任重大。
隨著電力成立了五大公司,電力的體制改革宣告完成。按計劃,下一個改革步驟,就是要進一步把中國統(tǒng)配煤礦總公司再分成幾個地區(qū)性公司,成立一個煤炭企業(yè)聯合會。這項動作按原來的要求,應在1989年內拿出一個方案,1990年以前完成。當時阻力很大,不少人都要說服我,希望維持現狀。由于出現了兩種聲音,我們的壓力很大。
一方面是黨中央已作出的決議和全國人大的立法,要不要繼續(xù)貫徹執(zhí)行;另一方面是維持現狀,進而要求成立全國性的公司或煤炭部的呼聲,其中不少是老領導和負責同志。總理這時還是要求我們按原定方案繼續(xù)向前改革的,他在一位同志的信上批示:“毅誠富國同志,中統(tǒng)公司再分為二三個地區(qū)性公司?!碑敃r于洪恩同志已調全國總工會工作,由胡富國同志兼任中統(tǒng)公司總經理。老煤炭部的一批領導同志,不斷聯名寫信給中央,提出要恢復煤炭統(tǒng)一管理機構。在一次國務院辦公會上,總理說:
煤炭的后勁問題是計委的投入問題,煤炭價格問題是國務院的問題,這都不是能源部的事,不能把責任推到他們身上。
1989年年初,我們召開煤炭安全會議,提出了搞好煤炭安全的一些新思路,總理還接見了會議全體代表,并提出煤炭年產10億噸和安全上水平的要求。這年煤炭產量新增7000多萬噸,突破了10億噸大關,安全也有很大的好轉。但是由于先后成立了正部級的兵器工業(yè)總公司和電子工業(yè)總公司,要求成立全國統(tǒng)一管理煤炭機構的呼聲又高了起來。得到幾位老的工業(yè)領導的支持后,原煤炭部二十幾位老部長又一次向中央和國務院寫信。
在1990年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,有人又提到這些同志的信和要求,總理根據當時的情況,決定本屆政府任期之內機構維持現狀,不向前進,也不后退,正式宣布統(tǒng)配煤礦總公司不再分解,也不成立管全國的煤炭機構,要求統(tǒng)配煤礦總公司把掌握的部分全國性政府職能移交給能源部。這樣定了也好,大家都安定了下來,我們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工作上。
1990年,我們提出了各級領導的主要精力放在眼睛向內,挖掘潛力,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上,要求煤炭勞動生產率每年提高5%以上,電力為6%以上,煤礦的物質消耗每年下降2-3%,電廠供電煤耗每年每千瓦時降低3克標準煤。為進一步提高“雙效”,1991年我們又提出了新礦(新電廠)實行新辦法,采用適合國情的新技術,新的組織和定員,高的人員素質,高的勞動生產率,低的生產成本,我們要求新建的300萬噸的煤礦,不超過1000人。
只有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,才能從根本上醫(yī)治我國企業(yè)用人多,效率低和消耗高的致命傷,也才能進一步提高職工的收入。
胡富國同志兼任統(tǒng)配煤礦總公司的總經理后,能源部和統(tǒng)配煤礦總公司的關系得到進一步改善,但是由于幾十年的習慣,要求恢復煤炭部的呼聲不減。所以我在1992年元月5日的全國能源工作會上,講到關于成立煤炭部和電力部問題時說,國家要成立什么樣的部,我都不會出來反對,但是不能因為想成立這些部,就把一些不屬于我們的問題,強加在我們的頭上。如那幾年煤炭到貨率低,煤炭訂貨會議時間長,鄉(xiāng)鎮(zhèn)煤礦10人以上事故增加等等。要求公正地對待我們。是我們的問題,我們虛心接受和改正,不屬于我們的問題也不能推到我們身上。
三、能源部撤銷
我從不愿和別人談到能源部在下屆政府的存在問題,但我心里是非常明白的。1992年3月,我和總理有一次談話,雖然沒有直接說到這個問題,但觀點是清楚的。我也知道在1992年曾提出過三四個機構改革的方案,其中沒有一個方案是要保留能源部的。
1992年,在能源部正式撤銷的前一年,能源部召開了兩個重要的現場會。一個是山東德州電廠現場會。德州電廠用23個月零8天投產第一臺30萬千瓦機組,又用了不到6個月時間投入第二臺30萬千瓦機組,一年投產兩臺30萬千瓦機組,工期短,建設質量也高,為把縮短建設工期作為突破口,用好國家基建投資,樹立了典型。第二個就是在大雁召開的煤炭改革現場會。大雁一礦原設計能力90萬噸,人員5005人,第一步減到1300人,20個科室減為4個辦公室,全員勞動生產率由1噸提高到5噸,半年時間由上半年虧損1800萬元轉為盈利280萬元。
這一年,我們還提出在三年內,把現有煤、電的人員減少一半的要求(包括把生產、生活服務系統(tǒng)分離出去變?yōu)楠毩⒑怂銌挝坏牟糠郑?。針對煤炭、電力人員過多的現狀,明確提出要把減少人員作為提高“雙效”突破口。
1993年2月6日,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,李鵬總理正式提出了下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,并說最終要等人大審議和批準后,才能執(zhí)行。他在講到取消能源部時說;“能源部這幾年工作是努力的,能源工業(yè)取得長足發(fā)展,是有成績的。煤炭,原來全國供應十分緊張,現在市場已緩解了三年,有的地方煤炭供應偏緊,不是沒有煤,而是運力不足的問題。電力建設,五年新裝機6000多萬千瓦,一年平均1200萬千瓦,是世界上少有的。但是由于關系不順,調節(jié)手段的不足,也很難把煤、電、油、核工業(yè)組織起來”。3月,第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撤銷能源部,再次組建電力工業(yè)部和煤炭工業(yè)部。
國務院全體會議會后的第二天,我到醫(yī)院看望年邁的父親(時年92歲),告訴他下屆政府要取消能源部,他說:“本來嘛,煤炭是一個大部,管幾百萬人的部,怎么能取消呢?”這也在當時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同志的觀點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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